撰文：张泉 

从一片枯萎的叶到一套商业体系，从文人的精神世界到公众的末世狂欢，中国的帝王、将相、文人、豪客、贩夫、走卒，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的船队……整个世界都因这几片重生的叶子而相遇。 

惊蛰以后，是建茶采摘的黄金季；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陆游，也在茶香里重生；辗转出任茶官的十年间，他写下了320余首茶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陆游的时代，福建建安的建茶，一个茶饼仅重半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二茶不可得”，建茶进入流通领域，更是“豪贵竞市以相夸”。茶叶成为商品，被赋予难以负荷的暴利，甚至开始左右帝国的政局。

惘然记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建安的冬天应景地飘着白雪，只是不如北方那样凛冽。54岁的陆游重回福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在呈交帝王的谢表中，他又一次习惯性地表达了屈服之意：“五十之年已过，非复壮心；八千里路来归，况如昨梦。”

福建是陆游出任地方官的起点，那时他还年轻，刚刚从秦桧之死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被雪藏5年终于启用，这个年轻人整日里想着麾师北伐，恢复故国，在福建，他被一些更加刺激的味觉牵引着，海边的牡蛎，山间的荔枝，有时纵酒狂欢，至于建茶的妙处，还来不及细细体会便又辗转天涯。

这一次，陆游的罪名是“燕饮颓放”，他索性顺势给自己起了“陆放翁”的名号。在雪中，福建同僚摆下接风宴，陆游即席赋诗：“春残犹看少城花，雪里来尝北苑茶。未恨光阴疾驹隙，但惊世界等流沙。”辗转了二十年，最终仍回到起点，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任凭自己如何冲撞，疾行，终究还是被命运驱赶着绕回了原路。

也并非全然是原路。二十年后，陆游终于有耐心去发现，在春天来临之前，隐藏在桐木深处那些破土发芽的茶树，它们看起来极为寻常的叶脉，似乎也闻不出什么独特的芬芳。然而，经过农夫们的摩挲，工匠们的焙制，卖茶女的叫卖，建茶的香气竟能出奇地贲张起来。在武夷山“竞台”的斗茶大赛上，身为茶官的陆游见证了盛况，在《建安雪》中，陆游写道：“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以雪就茶，万里贬官路终于抵达了一个驿站，而人生的迷宫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慰藉的出口。万念俱灰之后，这个已入暮年的老人却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6000余首诗竟是54岁之后写出的。

建茶正如它偏远的故乡福建一样，在帝国的版图上微不足道——王朝的更迭、历史的进退，这些过于宏大的主题，似乎永远与福建无关。然而，它也并未因此就陷入贫瘠。陆游抵达的建安，是宋代天下茗茶的中心，北苑茶园为贡茶产地，官、私茶厂不可胜计，茶季一到，采茶、制茶的人动辄千数，采购茶叶的行商更是摩肩擦踵，络绎不绝。

只有像陆游这样执拗的文人，才会被委任做数年茶官——彻头彻尾的闲职，无论茶官如何对指点江山，到头来终究沦为一场笑柄。

在建安，陆游开始试图效仿祖先陆羽，续写《茶经》，他在诗中一再念叨：“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水品》《茶经》常在手，前生疑是竟陵翁”，“遥遥桑苎家风在，重补《茶经》又一篇”，以致周必大在送给他的诗中，也特地牵强附会地恭维他为陆羽的第九代孙。在建安，他甚至改变了几十年的习惯，“宁可舍酒取茶”。只不过，天下独步的建茶，能够适时地纾解悲愤，却总也洗不尽哀伤。悠游的岁月如同一根秃掉的毛笔，在宣纸上涂抹开的，只剩下些触目惊心的惘然。

“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

只有在陆游的时代，才足以成就建茶。

建茶在当时的异军突起，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它的光芒逼射之下，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名茶迅速失色，几乎沦为凡品。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代还以蜀茶为贵，“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无名氏的《南窗纪谈》更加尖酸刻薄：“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今建州制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

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类比的那样，茶与中国的关系，如同胡椒与印度，咖啡与伊斯兰国家，巧克力与新西班牙的关系，它们之所以能在一个国度迅速地传播，“并非因为它一开始就有某个生产市场充当后盾”，而是因为“依托于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

两宋时代，建茶在商业上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文化的底色。尽管饮茶之风在中唐时就已风行，然而，茶叶彻底征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却是由文人化的两宋完成的。

似乎很难找到另一种事物，比茶更能表现文人附庸风雅的脾性。在陆羽的《茶经》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都津津乐道于茶树考究的生长环境，转瞬即逝的采茶时间，繁冗苛刻的制茶规则，在他们看来，制茶如同一场面向自然的祭祀，需要足够的虔诚，遵循严苛的章法，正如对文人的塑造。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与其说在倡导饮茶，毋宁说在倡导做人。从这个层面上说，理想化的茶，即是理想化的人。

所以，茶被当作教化的工具，就不难理解。采茶造茶者，多是贫民。宋真宗对此看得很透彻：不让他们采茶，难道让他们当强盗？吊诡的是，帝王们最青睐的茶叶，正是出自这些在生存技能甚至道德上都不被信任的贫民之手；而赖以维系帝国根基的，也恰是那些被时刻提防的文人。宋人黄裳在《演山集·茶法》里说，茶酒不能废，因为“礼”不能废。一个“礼”字，一语中的。

建安能够成为贡茶的产地，正是因为符合这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建安地貌独特，按照《东溪试茶录》和《北苑别录》的描述，这里的地理位置、水土、日照、湿度等，都是茶叶生长的理想之地。因此，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朝廷就在建安设置北苑茶园，成为贡茶的专属产地。帝王的青睐使采茶、制茶规则更为苛刻。建茶“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并且，每年采茶时，地方官都必须亲临现场，选在惊蛰过后春雷乍现之时，带头击鼓喊山，祭拜茶神，欧阳修记下了这些场景：“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芽。”建茶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升华的余地。蔡襄改革后，北苑茶的焙制工序日臻成熟，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每道工序都由专人负责，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建茶的技艺更加圆熟，以致赵汝砺在《北苑别录》中称建茶“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

茶的品质趋于完美，更重要的是茶文化随之兴盛。沏茶之水有讲究，斗茶，分茶，每一步都不可或缺。陆游也对这些规则乐此不疲，“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陆游甚至饶有兴致地学习了分茶的方法，“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分茶需要极高的技巧，用沸水冲团饼茶末，通过不断的搅动配合，在杯中中幻化出花鸟虫鱼的纹路，绝顶高手甚至还能浇灌出文字来。

这一切愈加推高了建茶的价值。欧阳修在《归田录》里有说，一个茶饼仅重半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建茶进入流通领域，更是“豪贵竞市以相夸”，有帝王推崇于前，富豪追捧于后，建茶异军突起，并在两宋形成暴利，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宋人很早就意识到茶业对国家财政的意义。宋大中祥符二年，林特等人所作的《茶法条贯》中，茶业已被称为邦国的根本，征收赋税最重要的环节，“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民间甚至流传开“千茶万桐，一世不穷”的俗语。

两宋时代的福建，茶叶堆砌出一幅奇景。春雷一动，各地商人都云集在福建买茶，甚至提前数日就住进茶农家里，预先付款，抬高收购价格，忐忑不安地等待新茶问世。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在通讯困难和不正常的旧时代，单靠距离就足以制造超额利润。”茶叶成为商品，正是在对距离的超越中完成的。与茶叶之路同时延伸出去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正如大泽正昭所说的那样，“茶叶产地受到限制的特征，引致了由南而北的活跃的商业流通。”茶业的兴起，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格局，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茶肆、茶楼、茶馆的集中，使茶叶的流通更加频繁和普遍，也加剧了人群的集中与沟通，使城市成为城市。茶叶同样带动了周边行业的发展，建窑所产的黑釉瓷，极好地配合了建茶的色与香，成为当时八大名瓷之一，制瓷业、运输业、碾碨业甚至金融业，都随之兴起和规范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各行业得以均衡发展，城市开始整体繁荣。

从一片枯萎的叶到一套商业体系，从文人的精神世界到公众的末世狂欢，中国的帝王、将相、文人、豪客、贩夫、走卒，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的船队……整个世界都因这几片重生的叶子而相遇。

茶的战争

茶一旦进入流通领域，甚至开始影响整个帝国的格局。

在帝国的边陲，游牧民族需要大量茶叶来消化肠胃中囤积的牛羊肉，而赵宋王朝则需要游牧民族的良种战马；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铜钱用来铸造武器，而赵宋王朝同样迫切地需要保住这些铜钱以避免不断出现的钱荒。双方几乎一拍即合，茶马贸易很快取代绢马贸易，一切欣欣向荣，却又暗藏杀机。

赵宋王朝最初对茶叶贸易持放任的态度，“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然而，私茶过于频繁的流通，还是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游牧民族的茶叶一旦通过私商途径获得充足的茶叶，就会对卖马失去热情，朝廷没有战马，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张谈判的底牌。更可怕的是，金朝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诱使赵宋王朝的铜钱外流，只有茶叶能为王朝挽回损失。赵宋王朝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私茶买卖，连私藏茶叶都会被治罪，以茶牟利者轻则杖刑，重则流放。

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另一方同样严阵以待。南北之间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相互制衡，角力，茶叶成为维系这种紧张平衡的支点，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泰和六年，金朝官员开始力陈茶叶贸易造成的财政危机，终于迫使金章宗下定决心，开始“茶禁”，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能饮茶，但也不允许买卖和馈赠。这些禁令似乎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金宣宗时，官员再次上报，一年光买茶就消耗了白银三十余万，国库因茶而亏空。帝王不得不颁布更为严苛的“茶禁”，只有亲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员才准饮茶，其余“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然而，无论是赵宋王朝的杖责和流放，还是游牧王朝严酷的“禁茶令”，依然挡不住巨额利润对人们的诱惑，茶叶贸易在沉默中一如既往地运作。政府试图越俎代庖，行使商人的角色，然而，国家的调控并没能真正左右茶业的格局。在这场拉锯战中，赵宋王朝和游牧王朝都失败了，弱不禁风的茶叶，突然利如刀刃，商业的发展似乎决绝地碾碎了一切阻碍，拒绝一切修剪，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生长，决绝地喷薄起来。

茶叶除了在国内流通之外，也开始通过帝国南方最大的港口泉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和南洋，以致后来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考察宋以后的中国商业时，颇为惊讶地发现：“一亿人口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一个商业网络之中，靠买卖商品补贴家用。这种生活方式和文明世界一大部分地区人民的谋生方式迥然不同。……公元10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迅速演变，在世界历史上起了改变均势的关键作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陆游的料想。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抵达广州，中国的茶叶开始垄断全球茶叶市场。与游牧民族不同，英国人用鸦片来与茶叶作战。

随即，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从中心崩塌了，政治天平的倾斜也对商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茶业逐渐一蹶不振，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相继超过了中国。

直到一个世纪后，19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兴起“乌龙茶热”，福建地区的茶业才开始复兴，1984年开始，乌龙茶的出口量仅用了8年就蹿升了6倍。2001年，乌龙茶的出口量达到空前的2.6万吨，此后，这种野蛮的生长被国际供求关系压制，迅速下滑。曾经在深山中遗世独立的茶，开始越来越被卷入全球化、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中，被严酷的经济法则左右。这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显然已经超出了陆游想象的极限。他想象的边界在长城之外，他永远不会料到，这个由茶路牵引出来的漫长广阔的世界，竟将如此错综复杂地勾连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至于建安，已经改名建瓯，但一整套茶文化却被保留至今。那里依然有十万亩茶园，可以产出26种茶，年产量超过7000吨。那些大量涌入流通领域的茶，被一再转手，价值一再翻倍，时间仿佛静止在南宋淳熙六年，八百多年后茶园中的作息和风貌，似乎并未发生什么改变。

（来源：《锦绣》杂志2010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