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斗茶图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还朝，初为起居舍人，也就是“掌记天子言行，制诰德音，四时气候，四方符瑞。”（《宋史·职官志》），过起了“上樽日日泻黄封，赐茗时时开小凤”的生活，常常有皇帝和太后的赏赐，喝的茶越发精致。
他在做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时，每天要代表皇帝、太后发布各种奖励、慰劳、赏赐的文件，叫做“口宣”。查检《苏轼文集》，涉及“茶药”的“口宣”超过了30条，可见，茶在当时宋朝内政外交、士民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无上尊荣的背后隐藏着随时袭来的危机，苏轼危立魂惊之中，竟然思考起“收身早晚回”的问题来。黄庭坚送双井茶给他，劝他抽身而出，归隐山林。苏轼似乎被说服了。但后来，苏轼苏辙兄弟，还是先后为“茶”站台，甚至一度把自己的人生境遇与为“茶”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茶农站台引发的“乌台诗案”
有关茶农民生问题，苏轼坚决站在了茶农一边。
熙宁、元丰年间，一群苛酷之臣经营四川茶马，变本加厉，到元祐元年秋，即有人上奏朝廷，言“陆师闵茶法为川陕所害，廉奏罢其太甚者”。苏辙元祐元年官右司谏，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疏《论蜀茶五害状》。
“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苏辙上《为兄轼下狱上书》云“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一语，即震慑于心，而同其情。但是苏辙当时所救者，至亲兄长。今天我们再来审视这篇《论蜀茶五害状》，发现苏辙的胸襟，由爱一人及爱天下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苏轼当年怜农，遭遇“诗案”，然苏辙之同情西蜀茶农，与苏轼异曲同工。宋之后，为三苏所立祠者遍布，香烟不断。
著名的乌台诗案
被苏辙痛批残民害政的茶交易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唯有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贩卖百物。州县监司不敢何问，为害不细，而朝廷未加禁止。”好政策便民、利民，坏政策残民、害民。苏辙坚持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造成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影蔽市易，乱法乱政，为害不小。
苏东坡所写《叶嘉传》，把茶当做人去写，起名叶嘉
接下来，苏辙陈述川陕四路中榷茶的历史，着重指出，淳化年间横征暴敛，造成茶贩王小波、李顺“因贩茶失职” ，于是“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给朝廷带来无穷之灾。“近岁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然犹所收之息，止以四十万贯为额，供亿熙河。”苏辙在文中提到从川茶中“掊取”的收入，送到熙河的前线去了。
茶法的执行也是“害民之余，辱国伤教，又有甚者” ，知州、通判、诸县令佐，本来其职分是按察吏民、抚字百姓的，却与贩茶专营者相互勾结，共同分利。监茶之官，发运茶一万驮就可升职，知县完成任务也减去三年磨勘。这样的结果就是“贪冒滋章，廉耻不立”，苏辙非常痛恨这种把“国之名器轻以与人”的现象。
他还说“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残民害政。苏辙条清缕析，事实论据，对比说理，无可辩驳：盗贼窃钱二贯，只判刑一年，给抓捕者赏钱5钱；百姓用八百钱买茶40斤，就判刑一年，给抓捕者赏钱30贯，这种判罚明显不公平。在运输上，涉及军事机密以及重要的盗贼的文件，特快专递每天规定400里，马递日行300里，如果违限两天，判刑一年；“今茶递往还，日行四百里，违一日，辄徒一年” ，这种针对茶叶递送的立法比传递军事机密还要严酷，其结果是：“但以远民无由申诉，而它司畏惮，不敢辩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余年矣。”
宋代斗茶图
官榷对蜀茶的第一害：害的是茶叶种植户。其一，益、利路所在如邛州、蜀州、彭州、汉州、绵州、雅州、洋州、兴元府三泉县等地，都是种茶为生。自官榷以来，采取“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秤低估”等手段，造成茶业价格逐年递减，现在已经减少到原价的一半了。茶官又于每年秋籴米给茶户，往往高估米价，强糴给茶户，说是“茶本”。等到来年春茶采摘，茶户纳茶的时候，常常低估茶价，又以大秤称量，茶户又遭损失，这就是“青苗茶”。茶叶专卖，又巧立名目榨取钱财，如“牙钱”、“打角钱”之类，以至征收到五分以上。商人们自然不肯多出价钱，其结果又把损失转嫁到种植户身上，以求易售。还有，茶叶未实行官榷时，种植户常常会采摘晚茶，称为“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但是官榷之后就不收“秋老黄茶”了。官不收，种植户只好私卖，私卖就犯王法了。
宋徽宗带头“玩” 茶 《文会图》说宋茶
官榷对蜀茶的第二害：害的是民。川茶茶法，规定只能贩茶，但是官吏们“缘法为奸” ，贩布、贩大宁盐、贩瓷器等，脚夫返程还贩解盐入蜀。这些盐入蜀之后，仍以“官榷”的形式，分配州县。新近所设的都茶场“拘拦百货”，其中搜刮的纱罗全部卖到陕西，“夺商贾之利”。除了买卖，还搞质押典当。苏辙说，朝廷最近罢去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百姓拍手称便。唯独西南仍潜行二法，此地百姓独不蒙恩惠。
官榷对蜀茶的第三害：害的是税。多重增税，多行欺诈，茶税亏减，兼害酒课，商旅不行。苏辙特别从纸币交子兑换银钱的增减现象中，看到了茶法害政的情况。
官榷对蜀茶的第四害：害的是运茶之险。其四，蜀道行于溪山之间，从四川运茶至陕西，最为辛苦。苏辙举例说，元丰初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运茶，不到两年，这些人死的死，逃的逃，没有剩下几个人了。茶官只好命令州县雇人搬运。雇不到人，就去差遣税户。百姓受其骚扰，一言难尽。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设置递铺。每隔15里就设立一铺，招收军士50人，起屋60间，政府投入经费156贯，加上民力的帮助，勉强能够运转。现在已经设了百余家递铺了。如果200家递铺建成，就增加了军士1万人，每年耗费衣粮20万贯以上。军士招收不足时，就让各州厢军顶替。每个州都缺人，事情总是难以奏功。还有，一个人运送茶，每天搬运四驮，重400余斤，回程是装载解盐，山谷中来去，危险重重，一旦天雨路滑，就危险了，货物损失，只好逃亡躲藏，造成悲剧。运茶之危险，称“纳命场”。
其五，蜀茶官榷，不仅害蜀，也害到陕西。“卖茶地分止于秦、凤、熙河，今遂东至陕府，侵夺蜡茶地分，所损必多。”苏辙并未囿于一隅，专为蜀茶说害，蜀茶官榷，还害及陕府，这是苏辙的大格局。
北宋时期地图
被苏辙连上奏疏贬窜的茶官们
苏辙认为，赋税固然重要，如果伤及国本，失了民心，那不顾一切的“掊取”不过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因此苏辙继续奏状，要求贬窜那些见利忘义之茶官以及有关官员，首先上疏《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弹劾郭概、韩玠二人。
郭概是朝廷派去调查蜀中茶、盐以及市易的提点刑狱，他的责任是调查实际情况，上报朝廷。但是这个人“观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报，并不指言实弊”，又“畏惮茶官陆师闵，事势不敢依限体量。此又足以见其意在拖延，观望附会” ，“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于职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胸臆，情理难恕。”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之罪了。还有一条罪状，袒护提举官韩玠，意欲趋附其时任右仆射的叔祖韩缜。苏辙还在其中加了一条郭概为官上的劣迹：“况概资品鄙陋，尝通判凤翔，坐失入死罪，去官系监，当资叙。因缘权幸致位监司，而附会欺谩略无顾惮。”因此苏辙建议朝廷“先行罢黜郭概，所有卖盐、榷茶、市易等事，乞别委官体量施行”。
提举官韩玠在数据统计时，以一个小小的灵泉县所收的利息增加了，就监督所有的县以灵泉县为标准，目的在于多得息钱。此人“或行遣，或释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临时圣旨指挥，非概人臣所当预定”。
最后，韩玠被贬窜，通判河南。移文也由苏辙亲拟：“敕具官某：尔家世公卿，当识治体。而西南之政，俾民惊扰，达于朕听。往贰西都，服我恩命，无怠循省。”
煎茶 《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煎茶 《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辙韧性十足，一鼓作气，一心一意要拿下陆师闵，他在《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中写道：“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朝廷已差黄廉体量利害。乞先罢茶官陆师闵职任，使四路官吏不忧后患，敢以实害尽告黄廉。今闻朝廷却差黄廉就领茶事，臣窃以为黄廉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则身无利害，茶事巨细势必具陈。若身自领茶事，有课利增损、边计盈虚之责，则茶之为害，势必不肯尽言。兼朝廷本为远民无告，特遣此使，使事未达而就除外官，小民无知，必谓朝廷安于虐民，重于改法。此事体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谓陆师闵蠹害四路为日已久，不欲别差替人，淹延岁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罢。事虽稍便，理有未尽。臣欲乞选差清强官一人，与黄廉同共体量，候了日赴阙面奏利害，所贵不敢隐蔽茶弊，四路之人终被德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又有《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右，臣近奏乞选差清强官，与黄廉同体量蜀中茶法，寻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详定编敕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见差人同黄廉体量。伏乞检臣前奏，别选差一人，所贵黄廉不敢以课利增亏自作身计，尽具茶法利害闻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辙在《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中判断说，如果朝廷罢去益、利路榷茶之法，有五个好处：一是益、利茶户，不会被官场“以贱价大秤抑勒收买”；二是“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 ，“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 ；三是“所运减半，则茶递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轻减” ；四是“陕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间，民皆食贱茶”，也就是说，那两个地方的百姓可以喝到价格便宜的茶；五是“益、利诸州百货通行，酒税课利理当自倍” ，其他货物的税利会成倍增加。苏辙说：“由此观之，朝廷若但和买边郡合用茶数，只于边郡立榷法，其余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则上讲三说之弊自除，至于供给蕃部，收买战马之利，则与三说无异。以此较之，利害可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说一个人有创造力，表现在其破之后能立，立之有法、有理、有据、有力，可操作性强，管理省，民称便，国家安全。苏辙为保卫蜀茶所做的一连串事情正是如此。
《撵茶图》局部
为权利抗争点赞
苏轼，也没有闲着。
元祐三年十一月作《送周朝议守汉州》，怒斥“为西南病”的“二李”，说，岷江岷山的百姓都记恨他们，而挺身而出折其锋芒的，就有周朝议。朝议名表臣，字思道。“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谓杞与稷也）。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谓当收桑榆，华发看剑履。胡为犯风雪？岁晚行未已。念归诚得计，顾自为谋耳。吾闻江汉间，疮痏有未起。莫轻龚遂老，君王付尺箠。召还当有诏，挽袖谢邻里。犹堪作水衡，供张园林美。”
苏轼赞扬包括周表臣在内的正直官员为蜀茶的权利奋起抗争的行为，并说，皇帝圣明，把为民请命的权力交付给像周表臣这样的老臣。苏轼鼓励说，通过你们的努力，蜀山蜀水，一定会更加美丽。
茶百戏
兄弟二人同在京城，并不轻松，兴龙节下着小雪，兄弟二人访王巩，就着小雪小饮，分享诗歌，二位国之干臣这样的雅兴在元祐时期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