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著名作家凯亚遽然走了。两个多月前从他夫人处得知凯亚病重，我不断祝愿并等待着他转危为安的消息，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传来的竟是噩耗。

在我的朋友中，凯亚与我相识时间并不算长。2000年他来北京参加茶文化国际研讨会，整个活动期间，我邀请他住在我家，渐渐地我觉得我们俩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相近，思想相投，而且能坦诚相见，心无顾忌无所不谈，高山流水很快就成了知音。

凯亚长期从事出版编审工作，在离退休之后，他对茶文化情有独钟，文思敏捷，有感即发，很快成为一位知名茶文化人，茶界的“笔杆子”。他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悠久，大有开拓前景。他很欣赏季羡林老先生的一句话：“茶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弘扬华夏文化必弘扬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正方兴未艾，他愿将他的余年奉献给茶文化事业，他确实是这样做了。

他住在我家的那段日子里，谈起对先父吴觉农的敬仰之情，认为先父对中国茶叶事业确实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他并非以茶论茶，他把中国茶叶的振兴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二是他把茶叶的振兴作为一项综合工程，从栽培、制造的技术改进，一直到商品检验、国内外贸易的开拓和高等学校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展开等，进行综合治理；三是他的观点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如他认为只有改善茶农生活才是振兴茶叶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三农问题了。因此，凯亚认为在茶界酝酿了很久要成立一个纪念吴觉农的社会团体是完全必要的，不但要研究他对茶叶发展的主要思想，而且要深入探讨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而且凯亚认为此事刻不容缓，因与先父同时代的茶人“硕果仅存”者已不多，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都很有价值，须加以抢救。为此，凯亚出主意、多方面进行联系，他对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在先父的家乡浙江上虞召开，凯亚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特别是发挥了他的特长，由他编辑了一本纪念先父的文集，会议之后，他又不辞劳苦在上虞完成了会议文件的汇编，为这次会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凯亚是一位年轻时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干部”，他跟我讲过一些他年轻时代的故事。他说他参加县武装部时，年龄还不满18岁，个子不高，比“三八”式大杆枪高不了多少。在土改镇反时，因人手不够，有单位借调他去“执行任务”，凯亚端着枪，押着囚犯，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慌乱，脚步七高八低，端枪的手簌簌发抖，也许枪口碰到了囚犯的脊背，囚犯回过头来用奇怪的目光怔怔地望着他，凯亚更是心慌意乱，步履蹒跚。凯亚说他并不清楚这人犯的是什么罪，所谓“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最后他不管自己是否会挨批评，不得不向领导说他的手发抖，执行不了任务，只好将他换了下来。凯亚生动地描绘了他的窘态，使我不禁哑然失笑，与此同时，我又为他有一颗天真的童心，受到深深触动。

凯亚虽是一位老同志，却很少空谈政治，但他思想解放、是非分明，爱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底子很薄，人文素质又普遍较低，治国安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很难免，但却不可讳疾忌医，光说光荣、伟大、正确的一面。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右、大跃进，以至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至今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缺少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分析，结果会使全民对过去的历史失去记忆，我们这一代记忆犹新的事，今天的年轻人已懵然不知，视为天方夜谭。这就不能保证灾难性事件今后不会再重演，虽然表现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我觉得凯亚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次，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李慎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家中有一副对联：“已知诸相皆非相，欲待无情还有情”。上联“诸相皆非相”是佛家语，可由各人作不同的理解；下联含义基本清楚：人到耄耋之年，本可以超然物外，但毕生的信念形成习惯，仍不能忘情家事国事天下事。我想这也是凯亚自己的心态。

近几年来，凯亚和我也常在各地茶文化活动中见面，他仍是积极乐观的，他告诉我，他订出了一个高指标的写作计划，准备分阶段加以完成。同时他还向朋友们征求对他近期所写文章的意见，有位老前辈向他提出，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同志间探讨问题，言辞也不必太锋利。对此意见，凯亚欣然接受。2005年夏天，我同夫人应邀到凯亚南京家中住了几日，他热情地陪同我们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并在雨花台风景区凯亚先生朋友的雨花台茶厂品赏了雨花名茶。平时，凯亚在他小小的书房里笔耕不辍，晚上睡得很晚，他的夫人张小红（国家杂技一级演员）对他照顾无微不至，我开玩笑地说：“红袖添香夜读书”，其乐无穷啊！凯亚笑了，笑得很开心。我也衷心祝愿他们家庭幸福，等待凯亚妙笔生花，写出更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