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

吴觉农青年时代就读于浙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农业、社会、妇女问题等内容广泛的文章向国内《东方杂志》等刊物投稿。在茶叶方面，他写了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两篇长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回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园林场场长，浙江省政府合作事业室主任及上海劳动大学教授等职。他自1931年起就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后，为振兴茶叶经济，维护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改善茶农的生活状况，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其目的不仅要禁止劣质茶叶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叶质量，采取科学办法从栽培、采摘、制造、贮藏等方面入手，改变因循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

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后到日本、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和苏联考察，对有关国家的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以及茶叶的国际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写出了《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华茶对外贸易之瞻望》、《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多项报告和建议。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当时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苏易货贸易，代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在武汉谈判，签订了易货协定，随后在香港设立贸易机构富华公司，在内地颁布《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购统销。他亲自到各省联系，先后在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生产、收购、加工、运输等工作，借此消除了过去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和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成百万担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汇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1938—1939两年，取得较大成绩，华茶外销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农业部的领导岗位上，会同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办公厅主任林海云等同志讨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茶业出口公司(归中央贸易部领导)，他兼任总经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他迅速同苏联等国签订茶叶贸易合同;加紧组织进行茶叶的收购加工，履行易货偿债;并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推销积存茶叶;大力订制制茶机械，在各主要茶区筹建各种类型的制茶厂;同时联系各省积极建立和扩大茶叶教学与科研机构等。当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他又采取了绿茶改制红茶等应变措施。随后他召开了全国茶叶会议，制定了第一个茶叶发展计划，为新中国的茶叶事业勾划了宏伟细致的蓝图。此后他因调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叶，但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他的擘划分不开。

吴觉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他已年逾八十高龄，但仍积极与农业和茶叶界人士探讨问题，参与各项考察和学术活动。他亲自去云南、广西、海南等茶区做调研，建议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发展红碎茶，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为增强茶叶出口竞争力，他首先提出外销红、绿茶出口免税的建议;统筹外销茶产制运销一条龙等。这些战略性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已被采纳实施。1983年10月，他亲自到杭州参加“茶叶与健康、文化研讨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是一个创举”，“茶与医药、文化相结合前景非常广阔”。事实证明，中国茶文化活动从此蓬勃发展。

他生前著译甚丰，内容广泛。1987年在他九十寿辰时，由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牵头，集中了老一代的茶叶专家，编选了以茶叶论文为主体的《吴觉农选集》。在晚年，他还主编了《茶经述评》一书，对中国茶叶历史和现状作了较全面、正确的评述。他七十年来有关茶叶的论著，丰富了祖国茶叶历史文库。他的传记已列入浙江省“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根据他对中国茶叶事业建立的功绩，以及对茶学的渊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当年陆定一同志称誉他为“当代茶圣”，立即得到茶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普遍认同和热烈响应。在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学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2001年5月，由中国茶学界、茶文化界以及有关企业单位发起组织了学术性民间团体“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宗旨是团结茶界专家学者和广大的茶人、爱茶人共同探讨与弘扬他的茶学思想，繁荣茶叶经济、茶文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