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自产生伊始便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茶道与佛教文化的大兴，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唐代，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开放的眼界为各种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佛、茶之道更是在此时得到滋养，并相互交融。茶道借佛教赋予茶事过程庄重肃穆的仪式感，这使得之前做为解渴除腻之饮料的茶饮提升了形而上意义的层面。清心寡欲而又博学多才的僧人，也是茶道文化生存发展的最好土壤，从僧院推广开来的茶道得到当时皇家的认可。

对于僧人来说，茶也是必不可少的。寺院里仪规严苛的“吃茶”、“煎点”仪式，也为僧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严谨、专注的气息。在清苦而漫长的修行历程中，茶可以清神思，可以解困乏，在冷寂的冬夜，一碗清香温暖的热茶，不仅滋养了禅者的瑟身，对于人心，也是一种慰藉。

总之，茶道中，不可不说佛道，茶亦不离佛道。在茶文化的成形、推广过程中，僧人这个群体功不可没。年代久远，大部分茶僧的生平已做传奇说，但其中亦有弥足珍贵的历史痕迹，让我们一一结识它们。

形归露井灵光灿    手植仙茶瑞叶芬

蒙顶甘露，是当今茶市颇寻得到的一种茶叶。其味芬芳馥郁，饮者很难想象到，这种茶，正是中国人工种植茶的始祖，而它的家乡，四川雅安，供奉着西汉时期种茶之祖──吴理真。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吴理真并非真正的茶僧，他跟佛教的渊源有二，一是宋代宋孝宗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封吴理真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并把他手植七株仙茶的地方封为御茶园;此外，在蒙顶山最大的寺庙──天盖寺，供奉着吴理真“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法象，所以后人称吴理真为“甘露大师”。虽非僧，但吴理真有着菩萨拔苦与乐、普济众生的精神。

公元前53年，普通山民吴理真在拾柴时偶然发现野生茶叶清神解毒的功能，于是在蒙顶山上首辟茶园，种下七株茶树。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四川通志》卷四十记：“汉时名山县十五里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

据五代时《茶谱》记载：“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病;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瘥。时至城市，人具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从这段记载来看，虽然茶的功能被异化、神化了，但五代时人已能知茶除宿疾、明眼目的功能了。所以我们说茶祖吴理真，不是说佛，不是说茶，而是一颗以茶解众疾、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普世之心。

一苇渡江去     春风化雨来

关于茶的原生，是起始于中国还是印度，各国学者考证不一，立论不一。根据世理，中国说是中国，印度说是印度。有一个传说大概可以化解两国关于茶源一事的恩怨，那就是达摩祖师坐禅化茶的故事。

菩提达摩，禅宗第二十八祖，中土禅宗初祖。传说达摩祖师晤梁武帝，武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答曰：“并无功德。”武帝惊道：“何以并无功德?”达摩祖师答道：“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实功德?”达摩祖师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梁武帝以一国之尊，执象而求，并没有在达摩祖师那里得到俗世普遍的认可，心里相当不悦，自然不欢而散。

告辞了梁武帝的达摩祖师历经坎坷，决定在少林寺后山坐禅修道，为道业精进立志“不倒单”(注：一种修行方式，即昼夜精进修行，不眠不休)，从此一坐9年，为中国禅宗开天辟地。据说在这9年中的一天，达摩祖师倦困已极，几近昏怠，蓦然惊觉后深为惭耻，扯下眼皮掷在地上，从此再无昏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