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茶与鸦片的战争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着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
封闭的茶路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